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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站四清
來源:津南政務網作者:津南政務網時間:2018-05-14
  
  小站四清
  根據中共中央在全國農村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 即清政治、清經濟、清思想、清組織的 “ 四清 ” 運動 ) 的部署,小站地區 ( 含小站公社、北閘口公社、小站鎮 ) 被列為天津市的試點單位,于 1964 年 1 月 17 日 始進駐 “ 四清 ” 工作隊,全面開始 “ 四清 ” 運動。 3 月,陳伯達來到小站地區,直接插手 “ 四清 ” 運動,親手炮制了張鳳琴、張玉侖、姜德玉 3 個 “ 反革命集團 ” ,改組了南郊區委,涉及干部群眾 246 人 ( 含上邊的 “ 根子 ” ,不含重復人數 ) 。
  1972 年,天津市委對陳伯達在小站地區破壞 “ 四清 ” 運動的問題進行了調查, 1973 年,為 3 個 “ 反革命集團 ” 及部分成員進行了平反。 1978 年,天津市委和南郊區委再次組成調查組,對有關問題進行查證核實, 1979 年初做出第二次復查結論,為 3 個 “ 反革命集團 ” 及其上邊的 “ 根子 ” 徹底平反。
  運動始末 
  一、組織發動
  工作隊進村后,堅持與貧下中農同吃、同住、同勞動, 深入進行 “ 訪貧問苦 ” 、 “ 扎根串連 ” ,摸清了各村戶數和階級成份的基本情況,基本確定了依靠對象,為組建 “ 四清 ” 班子和貧下中農協會做好了準備。
  2 月 27 日 ,工作隊開始宣講中共中央《關于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 ( 草案 ) 》 ( 簡稱《前十條》 ) 和《關于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 ( 草案 ) 》 ( 簡稱《后十條》 )( 兩個文件合稱《雙十條》 ) 。宣講《雙十條》是組織發動階段的中心任務,首先召開生產大隊和生產隊全體干部、黨員、團員及貧下中農代表大會,由工作隊逐條逐句宣讀,工作隊長和指導員作系統輔導;然后召開社員群眾大會,進行大會宣講;最后召集四類分子,進行有針對性的、有選擇的宣講。對于因病、因事未能到會聽講的,工作隊入戶宣講或單獨補講。到 3 月 15 日 ,基本告一段落。
  經過一系列的準備工作,開始組織群眾醞釀提名貧下中農協會籌備組名單,據此,工作隊與大隊黨支部擬出名單,經各種會議通過,呈報上級組織批準。各村分別于 3 月底至 4 月初建立貧下中農協會籌備小組,大隊成立籌備委員會,并發展了第一批會員。隨之,經群眾醞釀提名,組成了各級 “ 四清 ” 班子及查帳小組。 4 月下旬,運動由組織發動階段轉入全面 “ 四清 ” 階段。
  二、全面開展 “ 四清 ” 運動
  清經濟〓
  清經濟的要求和目標,一是經濟聯系政治,通過清經濟,劃清政治思想界限;二是帳目要三對口 ( 國家與集體、集體與集體、集體與社員 ) 、五相符 ( 帳目、單據、表格、物件、款項 ) ;
  三是一凈四透 ( 手洗凈,澡洗透,帳目、財務、倉庫清透 ) 。妥善處理好 “ 四不清 ” 干部的經濟退賠等。
  清經濟,首先是召開動員大會,發動群眾揭發問題,同時要求干部自我 “ 洗手洗澡 ”( 檢查交待 ) ,干部之間還要相互 “ 送禮 ”( 互相揭發 ) 。問題輕,態度好的,在群眾大會上作檢查后,首先獲得 “ 解放 ” 。檢查不主動的,請 “ 四清 ” 積極分子幫助 “ 搓澡 ” 。第二步是查帳。成立專門小組,通過查帳,考核財物管理,糾正違反規章制度的錯誤做法,揭發貪污盜竊、投機倒把等非法行為。查帳中發現有的生產隊確實存在著帳實不符、私分多占等問題。第三步是對揭發出來的問題進行查證落實。做到三定 ( 定時間、定事實、定性質 ) 、三允許 ( 允許本人申辯、補充交待、推翻或保留意見 ) 。召開知情人座談會,進行個別質問,個別訪問,內查外調取證。第四步是做好經濟重點人的定案處理工作。對已查證落實的經濟問題做好退賠工作;對已退賠的糧、款做好分配工作。對已查證落實的經濟重點人的問題,如何退賠,是否減、緩、免,要由工作隊成員、貧下
  中農協會成員及 “ 四清 ” 積極分子代表會,逐人逐項討論決定。所退糧、款,經貧下中農討論決定,拿出一部分在社員群眾中分配,四類分子、貪污盜竊分子、漏劃地富分子、表現不好的地富子女不享受分配。
  清政治〓主要完成 3 項任務。
  階級復議〓 “ 四清 ” 運動開始后,工作隊強調小站地區階級狀況復雜,解放前藏污納垢,解放后民主革命又不徹底,階級陣營很不清楚,有許多漏劃的地富分子,有的私自改變成份,甚至還冒充貧農。因此,確定清政治的第一項任務就是清理階級成份,進行階級復議。生產隊和生產大隊分別成立以貧下中農協會成員為主,吸收基層干部和本地老農參加的評議階級成份小組和委員會,具體領導該項工作。首先,由各家各戶自報階級成份,填寫登記表,寫明解放前 3 年生產資料占有情況、經營方式及生活狀況。根據自報情況公布第一榜。其次,組織群眾進行討論評議,重點抓兩頭,即漏劃的地主富農和錯劃的貧下中農。通過調查研究,澄清和改變一些戶的成份,公布第二榜。其三,對第二榜中的未定戶,進行再調查,組織群眾再評議,最后把成份定下來,統一報 “ 四清 ” 分團,經分團審批后公布第三榜。三榜定案后,正式填寫階級成份登記表,建立階級檔案。在這次重新劃定階級成份中,多數生產隊定得過嚴,除有的領導干部被打成 “ 反動地主分子 ” 、 “ 反動富農分子 ” 和 “ 土匪世家 ” 外,還有不少干部群眾被提高了階級成份,受到不應有的打擊和迫害。清理階級隊伍后,小站公社戴帽四類分子 902 人,小站鎮戴帽四類分子 55 人,全部交群眾就地監督改造,將這次被清查出來的所謂漏劃地主、富農一律掃地出門,其房屋、家具沒收,債權一律廢除。對有破壞活動者,實行老帳、新帳一起算,重新戴上四類分子的帽子,交群眾監督改造。
  評審四類分子〓評審時,先背對背,后面對面;先評審表現好的、一般的,后評審表現壞的、有嚴重破壞活動的。對表現好的,通過評審摘掉帽子,或改定為農業勞動者。對近幾年來有嚴重反動言行的,要進行批斗。批斗 “ 以小會為主,大、中、小會相結合,小會斗透,大會斗臭 ” 。
  橫掃牛鬼蛇神〓主要是針對封建迷信活動,揭露巫婆神漢,教育群眾破除迷信。同時對賭頭、慣偷、暗娼等進行重點批判教育,促使他們改過自新。
  清思想〓這項工作貫穿于運動的始終。通過宣講《雙十條》、清算 “ 資本主義道路 ” 、搞臭 “ 資本主義思想 ” ,使群眾提高認識,劃清敵我界限。運動收尾工作中的清思想,主要是進行全面思想總結,參加運動者結合自己的思想實際,回顧運動中批判了哪些資產階級思想,怎樣提高了自己的階級覺悟,思想上有哪些收獲。
  清組織〓主要是進行組織建設。首先是整頓黨的基層組織,建立領導核心,以鞏固 “ 四清 ” 成果。其中小站公社 26 個大隊黨支部,改選后有正書記 26 人,副書記 18 人,委員 61 人。正書記中連選連任 11 人,調進 4 人,新選 11 人;副書記中連選連任 4 人,調進 5 人,新選 9 人;委員中連選連任 22 人,調進 11 人,新選 28 人。改選后的支部成員中,有貧農 80 人、下中農 9 人、中農 14 人、上中農 1 人、工人 1 人。
  在整頓組織過程中, 3 個 “ 反革命集團 ” 中有 34 人被開除黨籍或受黨紀處分。據小站公社統計,參加運動的生產小隊以上干部 1268 人,犯有 “ 錯誤 ” 的 960 人,占干部總數的 75.71% ;改選后的支部成員共 105 人,其中連選連任的 37 人,只占 35.24% ;公開處理黨員 109 名,占全公社黨員總數的 29.2% ,其中開除 28 名,勸退 1 名,緩登 21 名,留黨察看 15 名,其他黨紀處分 44 名。
  其次是將運動中 “ 經得起考驗、立場堅定、思想進步的積極分子 ” 發展為黨、團員。小站公社和小站鎮在運動中共發展新黨員 134 人,發展新團員 751 人。
  其三是建立新的階級組織 —— 貧下中農協會。在運動初期建立的籌備小組和籌備委員會的基礎上,按照《二十三條》的規定,正式成立貧下中農協會,協會主席由群眾推選。貧協組織與黨組織的關系,工作隊作了明確規定: “ 大隊貧下中農協會接受黨支部領導,又對黨支部實行監督, …… 大隊黨支部大會和支委會討論研究重大問題時,必須邀請貧協派代表參加,聽取批評和建議。 ” 
  三、貫徹落實《二十三條》
  1964 年 3 月以來,由于陳伯達插手小站地區的 “ 四清 ” ,污蔑小站地區和國民黨統治區一樣,漆黑一團,農村沒有幾個好干部,因此對社隊干部打擊面占 80% 左右。西右營和坨子地等 7 個村, “ 四清 ” 時共有大小隊干部 191 人,其中有 137 人被作為打進革命陣營內部的階級敵人進行大會批斗,占干部總數的 71.73% ;小站公社社管干部 208 人,批斗 136 人,占 65.38% ;僅小站鎮就有 93 人被送到板橋農場集訓,西右營和小站鎮有 28 人被拘留或逮捕。貫徹 1965 年 1 月 14 日 ,中共中央關于《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 ( 簡稱《二十三條》 ) 后,工作隊按當時華北局制訂的分類排隊標準,重新對小站地區的干部進行了分類排隊。其中小站公社 26 個大隊,定為一類的 9 個,二類的 10 個,三類的 3 個,四類的 4 個。一、二類的干部絕大多數屬于好的或比較好的,因而解放了一些干部,有的被吸收到 “ 三結合 ” 的領導班子中來。西右營大隊參加運動的 38 名干部中,一類 12 人,二類 11 人,三類 4 人,四類 11 人。在犯有 “ 四不清 ” 錯誤的 21 人中,有 16 人經群眾討論審查,予以解放。但 3 個 “ 反革命集團 ” 涉及的 246 人卻沒有得到糾正。
  《二十三條》貫徹后,對經濟退賠做了調整,在原來應退糧、款的數量上予以減免。減免討論,減免現金 1529 元、糧食 836.5 公斤 ;小站鎮二街原查 “ 非法暴利 ”5743 元,經折價和減免后退賠 2329 元;小站公社 1268 名干部中,有 960 名犯有各種 “ 經濟錯誤 ” ,其中有 771 人減免退賠,共減免現金 12.7 萬余元、糧食 1. 8 萬公斤 。 
  四、檢查驗收
  “ 四清 ” 運動的最后一項工作,就是對運動進行檢查驗收。各工作隊組成檢查驗收小組,對 “ 四清 ” 全部搞完的村,按照《二十三條》的精神和 6 條標準進行檢查驗收。首先由工作隊進行自我檢查總結,然后在自查的基礎上, “ 四清 ” 工作分團派檢查組入村檢查驗收,重點是清經濟、清政治、劃分階級成份及工作隊貫徹群眾路線和工作作風等方面,寫出檢查小結,交 “ 四清 ” 分團,檢查組的報告通過后,由分團下達通知, “ 四清 ” 運動可以結束,工作隊可以離村。到 1965 年 9 月份,小站公社和北閘口公社的全部生產大隊及直屬機關、企事業、文教財貿等單位的 “ 四清 ” 運動宣告結束, “ 四清 ” 分團撤離。小站鎮開展 “ 四清 ” 的 5 個居委會及工廠企業、財貿、文教衛生系統等基層單位也全部結束運動。
  分團撤離后,各公社 ( 鎮 ) 仍保留了 7 ~ 10 人的留守組,完成分團未了事宜,處理可能發生的與運動有關的問題。
  制造冤案
  一、奪權斗爭
  1964 年 3 月,陳伯達來到小站地區, 26 日和 5 月 21 日 分別到西右營和小站公社、小站鎮走了走,看了看,簡單地聽取了工作隊的匯報,就斷言 “ 小站地區基層組織嚴重不純,不少村子的黨政領導權,落在壞人手里 ” , “ 這里的天下不是我們的,或者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我們的。 ” 他竭力夸大 “ 敵情 ” ,把小站地區看成和 “ 國民黨統治區 ” 一樣,要求工作隊要同當地干部保持一定距離,劃清界限。在小站鎮公開提出張玉侖 “ 所把持的政權,是個反革命兩面政權 ” ,命令 “ 在十天內,最多半個月內,撤銷張玉侖的職務,奪回政權。 ” 工作隊在陳伯達親自指揮操縱下,很快完成了開展奪權斗爭的輿論準備工作,開始進入實施階段。
  陳伯達強令天津市委收縮一批 “ 四清 ” 點,抽調力量,加強小站地區工作隊。 3 月下旬,天津市委陸續抽調大批干部,市公安局長帶領 50 名干警,來到小站地區投入 “ 四清 ” 運動。《紅旗》雜志編輯部也派來 10 余名干部幫助工作。
  工作隊得到陳伯達 “ 要充分揭露姜德玉、張玉侖、張鳳琴這 3 個反革命集團的實質 ” 的授意后,決定開展奪權斗爭。
  西右營大隊從 3 月下旬開始干部 “ 洗手洗澡 ” ,連續召開支委會 9 次、黨團員會 4 次,黨支部書記張鳳琴拒不交待問題,群眾也不揭發。陳伯達授意工作隊:要發動群眾,討論張鳳琴的問題。 4 月 25 日 ,陳伯達強令天津市委撤銷張鳳琴黨支部書記職務, 7 月 21 日 開除出黨。同時將東右營和北義心莊兩個大隊黨支部書記說成是張鳳琴的 “ 左丞右相 ” ,是混入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先后撤銷職務,開除出黨。
  小站鎮工作隊在陳伯達 “ 撤銷張玉侖職務 ” , “ 奪回政權 ” 的命令下,首先收回了民兵營的全部槍支,重新發動和組織群眾,同張玉侖展開面對面的斗爭。 5 月 29 日 ,工作隊采取突然襲擊的方式,將張玉侖為首的小站鎮黨總支委員全部揪上臺,召開了第一次斗爭 “ 張玉侖集團 ” 大會,當即宣布天津市委決定:撤銷張玉侖的一切職務,令其隔離反省。到 6 月 6 日 ,小站鎮連續召開各種群眾會議,進一步揭發張玉侖的問題,然后工作隊下結論: “ 小站鎮黨總支實際上成了張玉侖集團統治人民的工具,總支委員會基本上已經爛掉 ” 。并與天津市委研究決定:開除張玉侖出黨;撤銷全體總支委員黨內外一切職務;建立臨時黨總支委員會。同時還決定逮捕張玉侖的三姐夫吳鳳山、外甥吳壽臣,繼而把 “ 張玉侖集團 ” 擴大為 “ 張吳集團 ” 。
  幸福之路工作隊在陳伯達 “ 姜德玉的勢力和威風未倒 ” 的授意下,召開小站公社黨員、干部及貧協主任大會,號召干部群眾進一步揭發姜德玉的問題,并于 7 月 8 日 以未經查證的 “ 陷害我地下工作人員 ” 的新罪名逮捕了姜德玉。 12 ~ 19 日連續召開 4 次群眾大會和多次中小型會議,揭露姜德玉的問題,羅織了許多莫須有的罪名。 11 月 19 日 ,召開批斗大隊黨支部書記陳德智大會,工作隊宣布陳德智是混進黨內的 “ 階級異己分子 ” ,號召社員群眾進行揭發批斗,批斗會連續召開 3 天,沒有揭發出任何問題,工作隊便對陳德智采取逼、罰手段,仍無結果,最后強行撤銷職務,開除出黨。
  繼西右營、小站鎮、幸福之路奪權之后,奪權風迅速席卷小站地區。北閘口公社有 12 個大隊和 3 個直屬單位卷入奪權浪潮,其中 12 個大隊被奪權,占公社大隊總數的 80% 。在小站鎮黨總支委員全部被撤職之后,下屬的五金、文具、地毯等 8 個工廠及修建隊、積肥隊、電委會和 5 個居委會全部被奪權,奪權率為 100% 。小站公社 18 個開展 “ 四清 ” 運動的大隊中, 15 個大隊被奪權,占 83.3% 。
  二、炮制 “ 張鳳琴反革命集團 ” 
  張鳳琴解放前當過童工,討過飯。解放后,積極參加土改運動, 1952 年組織了西右營村的第一個互助組,翌年又組織了西右營村第一個初級合作社。先后擔任村、鄉婦聯主任,初級社、高級社社長以及區委委員、市婦聯執委等職務。曾出席河北省黨代會和全國婦女代表大會,多次被評為天津市農業勞動模范, 1960 年榮獲全國三八紅旗手稱號。
  1964 年 1 月,西右營村開始 “ 四清 ” 運動, 3 月 26 日 陳伯達到西右營,看了大隊黨支部書記張鳳琴的家,和張鳳琴談了不到 20 分鐘的話,就斷然下結論說: “ 張鳳琴貧農不貧,勞模不勞,是個政治化的人物 ” ,并說 “ 她當支部書記發了財,不象農民 ” 。在陳伯達的一手操縱下,工作隊匆匆忙忙地拼湊了張鳳琴政治上和經濟上 “ 四不清 ” 的材料。
  工作隊為把張鳳琴打成假貧農、假勞模,編造材料,說 “ 張鳳琴在入黨時自稱貧農,實為富農。 1954 年她和她的丈夫于占海有土地 49 畝,騾子 1 頭,大車 1 輛,水車 1 臺,小農具齊全。 ” 為了把張鳳琴全家的剝削量湊到富農的程度,工作隊想方設法,加大雇短工數,一直加大到每年全家雇短工 120 個,從而把張鳳琴和她丈夫打成混入黨內的富農分子、地主階級的代理人。在政治上,工作隊說張鳳琴 “ 十幾年來以反革命兩面派手法,欺上壓下,騙取領導信任,取得合法地位,一直保持了十年的勞動模范稱號,竊取了省市人民代表、公社黨委委員等職,暗地里對抗黨的政策,任用親信,搞宗派活動,推行反革命的階級路線,公開勾結地富分子,打擊貧下中農和干部,并用行賄手段拉攏腐蝕干部。 ” 陳伯達污蔑張鳳琴是 “ 口模 ” 、是 “ 封模 ” , “ 是地主階級代理人有意栽培 ” , “ 是區委執意要樹立旗幟,一手提拔 ” 。
  將張鳳琴打成 “ 假貧農 ” 、 “ 假勞模 ” ,是混入黨內的 “ 富農分子 ” 之后,陳伯達緊接著把張鳳琴的問題擴大成 “ 張鳳琴黑幫集團 ” 。 5 月 5 日 ,陳伯達在談到西右營 “ 四清 ” 性質時說: “ 張鳳琴的問題不是孤立的,是一幫壞人勾結起來搞反革命 ! 他們自稱貧農、勞模、黨員、干部,掛羊頭,賣狗肉,公開干壞事,因為他們掌握了權力,上邊還有人支持。 ”6 月底陳伯達連續兩次去西右營催要張鳳琴的材料時,提出 “ 要把張鳳琴的問題和她有關的人聯系起來,看到底是什么關系 ” ,并說 “ 任何問題不提到一定原則高度不能解決 !” 據此,工作隊拼成了這樣一個材料: “ 在三年困難時期,張鳳琴領導三個大隊 ( 原為一個大隊 ) 的干部棄農經商,開辦工廠,投機倒把,造成農業減產,浪費國家十幾萬元的農貸,造成很大損失。 ” 以此為主,把各有關人的錯誤和張鳳琴串連在一起,搞成了一個所謂的以 “ 張鳳琴問題為中心,以搞反革命活動為主線,以工作關系、歷史關系、社會關系和親戚關系相聯系的張鳳琴黑幫集團 ” 。為了擴大這個集團,把東右營、西右營、北義心莊 3 個大隊的 7 名干部都說成是冒充貧農,混進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打成 “ 張鳳琴黑幫集團 ” 的骨干。張鳳琴被打成 “ 黑幫集團 ” 的頭子,把持東右營、西右營、北義心莊 3 個村的黨政大權,形成了一個 “ 反革命黑幫 ” , “ 實現資本主義復辟 ” 。被列入 “ 張鳳琴黑幫集團 ” 的共 88 人,其中 7 人被定為骨干分子。
  三、炮制 “ 張玉侖反革命集團 ” 
  解放前,張玉侖靠扛活賣短工維持生活。解放后,積極參加土地改革和農業合作化運動,成為骨干。曾擔任小站鎮黨總支書記、回民董事會會長等職, 1955 年在區首屆人民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人民委員會委員。 1964 年 2 月, “ 四清 ” 工作隊進駐小站鎮。 5 月 21 日 ,陳伯達來到小站鎮 ,簡單地聽了工作隊的匯報,就斷言: “ 張玉侖出身于土匪世家,是個混進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 ” 。工作隊立即著手,給張玉侖編造材料,說 “1942 年以前的 20 多年間,他家是土匪常來常往、落腳聯系的據點。日偽時期張玉侖當過偽甲長,國民黨統治時期,當過民眾自衛團的班長和反共鋤奸組的班長 ” 。 “ 張玉侖的叔叔是土匪,父親是土匪,當過鹽巡,販賣私鹽,給土匪說 ‘ 票 ' 。 ” 給張玉侖羅織了 5 條主要罪狀,即隱瞞土匪家庭出身及反動歷史,混入黨內,篡奪了基層黨的領導職務;勾結四類分子,發展反動勢力;利用職權,包庇重用壞人;破壞黨的政策;大搞資本主義復辟活動。說張玉侖 “ 慣用反革命兩手,偽裝積極,假報成績,騙取了區、社某些領導干部的信任,竊取了各種榮譽,一步步地篡奪了小站鎮的領導大權。 ” 隨即,罷了張玉侖的官,清除出黨。 1964 年 12 月,將張玉侖逮捕。 1966 年 1 月,以 “ 反革命罪 ” 判刑 10 年。
  為了拼湊 “ 張玉侖反革命集團 ” ,在張玉侖被打成 “ 混入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 ” 之后,散布說: “ 十多年來,張玉侖網羅了一些親朋舊故,培植了一些心腹親信,作為他進行反革命活動的主要班底。 ” 在政治上, “ 張玉侖積極排除異己,包庇重用壞人,安插親信,培植個人的反動勢力,他把反革命分子、階級異己分子、蛻化變質分子和貪污盜竊分子 20 余人,安插在黨總支、大隊、街道和各工廠的重要崗位上,組成了以張玉侖為首的以原來的黨總支委員會成員為核心的反革命集團,控制了小站鎮的黨政軍財領導權 ” 。 “ 張玉侖為了保持在小站鎮的反革命統治,竭力從上面找靠山,他和區、社一些領導干部始終保持著密切的私人關系,并對這些人的弱點,投其所好,拉攏腐蝕,騙取信任。 ” 工作隊為了使陳伯達一手炮制的 “ 張玉侖反革命集團 ” 被小站鎮群眾所認可,在陳伯達的親自指揮下,召開大大小小的批斗會,宣稱 “ 揪出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張玉侖反革命集團,才能把小站鎮黨政大權奪回來,才能徹底解決小站鎮的問題 ” , “ 這是給小站鎮人民的第二次解放。 ” 被列入 “ 張玉侖反革命集團 ” 的共 89 人,其中 10 人被定為骨干分子。
  四、炮制 “ 姜德玉反革命集團 ” 
  解放前,姜德玉以打葦子賣錢、租種地主土地維持生活。解放后,他帶頭走互助合作化道路, 1952 年,組織農業生產合作社。曾任社長、大隊黨支部書記、公社副社長、黨委委員、天津市政協委員等職。 1954 年,被評為天津市勞動模范, 1956 年獲全國勞動模范稱號,出席全國勞模大會。 1958 年,被選為河北省人民代表,被聘為中國科學院研究員、河北 農學院 教授。 1959 年,隨河北省參觀團到蘇聯訪問。曾先后 3 次受到毛澤東主席的接見。
  姜德玉的問題, “ 四清 ” 時并非是初次涉及。早在 1960 、 1961 兩年間陳伯達到小站時,就以捏造的姜德玉是 “ 假勞模,而且是惡霸地主,并有血債 ” 等假材料,責令天津市監委進行專門調查,最后把姜德玉由中農成份改定為富農成份,清除出黨,解除其省、市人民代表和一切職務,撤銷中科院研究員、省農學院 教授及全國勞動模范等稱號。
  1964 年 1 月, “ 四清 ” 運動開始后,幸福之路大隊的群眾始終發動不起來,打不開局面。 5 月 21 日 ,陳伯達來到小站,聽取了工作隊的匯報,召開了幸福之路大隊貧下中農座談會后指出: “ 姜德玉的問題原來處理得不徹底,他的威風和勢力沒倒,他還有一幫人在臺上。這是敵我問題,必須放手發動群眾起來揭發斗爭。 ” 陳伯達坐陣小站,親自策劃,在 1962 年的基礎上又捏造了大量的材料,說 “ 姜德玉在 1962 年雖清除出黨,解除一切職務,但這兩年他還在幕后指揮一切,當地的黨政大權仍然操縱在他和他的集團手中。 ”
  編造了姜德玉許多新的罪行,說 “ 姜德玉效忠敵人,密告我地下工作人員 ” , “ 姜德玉窩藏和包庇制造黃驊縣第二次慘案的反革命分子兄弟二人,致使血債累累的反革命分子長期逍遙法外 ” 。工作隊把姜德玉實行科學種田、推廣先進技術、提高水稻產量,說成是 “ 姜德玉的水稻產量是靠上級在人力、物力上的優惠、照顧,多貸肥、多貸款等條件下,才逐年提高的 ” , “ 姜德玉的勞模是騙取的,幾年來姜本人在其豐產田、試驗田上弄虛作假,多報產量,使姜德玉成了市級和全國的農業勞動模范 ” 。
  陳伯達為了拼湊 “ 姜德玉反革命集團 ” ,大造輿論,散布謠言,欺騙群眾,說 “ 姜德玉十多年來,就是施用一套反革命的兩面手法來維持他的統治,他披著共產黨的外衣,戴著勞模的面具,表面上積極走社會主義道路,實際上卻與地富反壞勾結在一起,為反動階級服務,對群眾進行壓迫剝削 ” , “ 階級敵人為了能站得住腳,進而鞏固他們的統治地位,不僅要在上邊找靠山,而且要在其周圍選擇臭味相投的人勾結在一起,形成集團,進行反革命活動 ” 。工作隊聲稱姜德玉從辦互助組到成立農業合作社,都把他的心腹安排在重要崗位上。
  陳伯達稱 “ 姜德玉反革命集團 ” 為 “ 姜半天 ” ,說坨子地村是 “ 小臺灣 ” ,說姜德玉在這里有至高無上的權威,是 “ 寸地王 ” , “ 頂破天 ” 。
  被列入 “ 姜德玉反革命集團 ” 的成員共 77 人,其中 7 人被定為骨干分子。姜德玉于 1964 年 7 月被逮捕, 1965 年 6 月按 “ 反革命罪 ” 判處有期徒刑 15 年,剝奪政治權利 5 年。
  五、改組南郊區委
  在炮制了 3 個 “ 反革命集團 ” 之后,陳伯達還強調: “ 反革命集團 ” 除了下邊的 “ 根子 ” 外,一般上邊也有 “ 根子 ” ,正是 “ 由于上邊的 ‘ 根子 ' 對這群反革命黑幫的包庇、掩護 ” ,才使 “ 集團 ” 長期存在下去。陳伯達授意工作隊,要在揪出 3 個 “ 反革命集團 ” 以后,乘勝追擊,挖出 “ 集團 ” 上面的 “ 根子 ” 。工作隊將區委和公社的領導干部中與 3 個 “ 集團 ” 頭子有較多聯系的人一一列出來,把他們之間的工作關系,一律說成是 “ 黑幫關系 ” ,對他們的錯誤缺點無限上綱或者是憑空捏造罪名,強加于人。
  “ 四清 ” 運動中,區委領導對小站地區農業合作化運動中作出貢獻的骨干給予積極的保護,指出他們的問題屬于人民內部矛盾,他們的貢獻是主流,缺點錯誤是次要的。區委的這種態度觸怒了陳伯達,授意天津市委,必須要改組南郊區委。
  區委宣傳部部長陳喜榮,受區委的委派,于 1964 年 3 月到西右營協助中宣部副部長周揚開展 “ 四清 ” 運動,被安排為北閘口公社 “ 四清 ” 分團領導小組成員。只因在一次領導小組會上講到: “ 張鳳琴問題的性質仍是內部問題,不是敵我問題,有缺點,有嚴重錯誤 ” 。這些話惹怒了陳伯達,當即給陳喜榮扣上在西右營搞 “ 政變 ” 的帽子,于 4 月下旬,令陳喜榮回區委停職反省。經過 3 個月的批判、斗爭,到 7 月,以 “ 反對領導,破壞運動,保護壞人 ” 的罪名,被定為 “ 張鳳琴黑幫集團 ” 上邊的 “ 根子 ” 。區委農村工作部部長于蔭田, 1956 年在西右營蹲點搞經營管理時,曾在張鳳琴家住過,也被定為 “ 張鳳琴黑幫集團 ” 的 “ 根子 ” 。財貿辦公室主任邊華英,因 1958 年大躍進期間,同姜德玉一起搞過豐產田,便成了姜德玉做假豐產的支持者,被定為 “ 姜德玉反革命集團 ” 上邊的 “ 根子 ” 。涉及到區委書記劉晉峰時,陳伯達說: “ 劉晉峰是南郊區委書記,三個集團的頭子,都是他培養的勞模、黨員干部,這就是事實 !” 于是劉晉峰被定為 3 個 “ 反革命集團 ” 的總 “ 根子 ” 。這樣,區、社領導干部中有 11 人被定為 3 個 “ 集團 ” 上面的 “ 根子 ” 。
  在陳伯達的親自指揮下,從 7 月 14 日 至 17 日,連續 3 天在西右營召開批斗區委、公社有關領導和張鳳琴大會,并污蔑區委一些主要領導成員和基層干部有比較深的牽連,說 “ 他們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沒有進行革命的決心,有的還想保護這些壞人過關 ” 。還說, “ 長期以來,這些區社領導干部和姜德玉、張鳳琴、張玉侖等人結成了彼此需要,相互依靠的關系 ” 。
  因此在西右營、小站鎮、幸福之路奪權之后,強令天津市委改組了南郊區委,將區委書記劉晉峰調職;宣傳部長陳喜榮撤職,開除黨籍,送青泊洼農場勞動;農村工作部部長于蔭田撤職,開除黨籍,送北郊苗圃勞動。
  危害與影響 
  一、農村一大批干部受到打擊迫害
  陳伯達精心炮制 3 個 “ 反革命集團 ” ,打擊迫害了一大批干部,并株連眾多群眾和親屬。其中, “ 姜德玉反革命集團 ”77 名成員中, 6 人被撤職, 18 人受到開除黨籍或其他黨紀處分, 3 人戴上投機倒把分子帽子, 3 人被判刑; “ 張玉侖反革命集團 ”89 名成員中, 9 人被開除黨籍, 3 人受黨紀處分, 1 人被判刑; “ 張鳳琴反革命集團 ”88 名成員中, 12 人被開除黨籍或受其他黨紀處分, 11 人被定為地主、富農分子或戴上其他帽子, 4 人被判刑。此外,還株連親屬 138 人。小站地區當時參加運動的生產大隊干部共 314 名,遭受不同打擊迫害的竟達 258 名,占 82.17% 。
  “ 四清 ” 運動中,對干部的迫害程度之深,也是聞所未聞的。在清經濟斗爭中,出現嚴重的刑訊逼供,對干部進行拳打腳踢,夏天脫去衣服讓蚊蟲叮咬,采用熬鷹、跪磚頭、脖子上掛秤砣等刑罰。張鳳琴在被使用 “ 搖煤球 ”( 由數人揪著,不停搖動 ) 時,頭發被揪掉無數縷;陳德智在寒冬臘月被脫去衣服跪在冰板上;老左營大隊隊長段兆龍不堪折磨,自縊身亡。
  “ 四清 ” 運動結束后,廣大農村基層干部仍心有余悸,工作上患得患失,謹小慎微,恐怕說錯一句話,做錯一件事。基層干部經常鬧辭職,區委和公社黨委每年都要花很大精力下村 “ 扶班子 ” 。
  二、農民群眾的勞動積極性受到挫傷
  “ 四清 ” 前,小站地區各社隊普遍實行 “ 三包一獎四固定 ” 的責任制,較好地體現了按勞分配原則,有效地調動了群眾的積極性。 “ 四清 ” 中都被做為 “ 物質刺激 ” 、 “ 工分掛帥 ” 的資本主義傾向受到批判,廢止執行。 “ 四清 ” 后,推行 “ 大寨工分制 ” ,實行 1 個季度或 1 個年度評 1 次,評定時強調政治態度。造成干與不干、干好干壞、干多干少都一樣的狀況,嚴重地挫傷了農民群眾的勞動積極性。群眾普遍反映說: “ 大寨分 ” 是大概分,能說會道的就多得分。
  三、多種經營受到破壞
  1962 年后,小站地區以養豬、養雞、養魚、養兔等 “ 十大養 ” 為主要內容的多種經營有了長足的發展,社員自留地普遍經營較好,同時有 1 萬多人從事個體經營活動,對繁榮農村經濟、改善人民生活發揮了積極作用。 “ 四清 ” 運動中,這些都被當作資本主義的尾巴割掉, “ 十大養 ” 被禁止,自留地被收回,個體商販被取締。尤其嚴重的是對小站地區干部群眾利用業余時間或無工作人員為了謀生,打草繩、編炕席、打葦箔出售 ( 均納稅 ) ,都視為資產階級思想支配下的非法謀利。上綱為投機倒把,復辟資本主義活動。搞人人說清楚,戶戶查收入,輕者進行自我批判,重者強令退賠,一些帶頭致富的干部和社員受到殘酷批斗,使農村中剛剛興起的多層次、多形式的經濟受到破壞,合作經濟失去必要的補充,社員收入減少了來源。
  四、黨和國家的一些政策規定被破壞
  陳伯達為了顯示 “ 四清 ” 運動改變了農村面貌,違背國家農業資金專項專用的規定,強行擠占、挪用國家支農專款資金 25 萬元用作小站鎮容建設。為了顯示 “ 四清 ” 運動給農民帶來的好處,把銀行催收到期貸款、糧食部門按包干任務征購糧食,說成是 “ 壓貧下中農 ” 、 “ 壓 ‘ 四清 '” 、 “ 否定 ‘ 四清 ' 成果 ” ,并說 “ 西右營大隊的欠款是下臺干部張鳳琴欠的,現在 ‘ 四清 ' 了,再收欠款是給上臺干部施加壓力 ” 。陳伯達強迫銀行做出錯誤決定,當年 (1965) 貸款全部不收,已收的全部退給生產隊,僅北閘口公社就使國家少收貸款 10 萬元,并將銀行收款員下放勞動。還指使把國家征購入庫的一部分糧食退給生產隊,僅西右營大隊就從國庫中拉回稻谷 8. 5 萬公斤 ,并將北閘口公社糧食部門的負責人撤職。銀行不敢催收貸款,糧食部門不敢征購糧食,社員分配則采取減少積累、虛估收入等辦法搞架空分配,把集體經濟掏空,集體欠國家的貸款隨意豁免,嚴重地侵占了國家利益。
  復查平反 
  第一次復查平反〓 1970 年 9 月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召開以后, 11 月 26 日 黨中央發出《關于陳伯達反黨問題的指示》,公布了陳伯達的反黨罪行。 1971 年 4 月 29 日 ,中央發出通知,決定將 “ 批陳整風 ” 運動擴大到全國基層單位。
  小站地區在 “ 四清 ” 中蒙受冤屈的干部群眾,紛紛要求弄清問題,落實政策。 1972 年,天津市委按照中央領導關于對陳伯達在小站地區破壞 “ 四清 ” 運動的問題進行調查的指示,派出小站地區 “ 四清 ” 調查組,開展深入細致的調查工作。經過 1 年多的調查了解,天津市委于 1973 年 3 月 11 日 ,以文件形式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主席呈報了《關于反黨分子陳伯達在天津小站地區四清中打擊迫害干部和群眾的罪行的調查報告》,揭發批判了反黨分子陳伯達在小站 “ 四清 ” 運動中所犯下的主要罪行。調查組在調查陳伯達罪行的過程中,重點復查了張鳳琴、張玉侖、姜德玉 3 個 “ 反革命集團 ” 案件,復查結果以文件附件的形式,一同呈報。報告中指出:被列入張鳳琴、張玉侖、姜德玉 3 個 “ 反革命集團 ” 的 246 人中,雖確有壞人,但構不成反革命集團關系,所謂 3 個 “ 反革命集團 ” ,均不能成立。
  被列入 “ 張鳳琴反革命集團 ” 的成員共 88 人,經查, 7 名骨干分子中,有 3 人屬于比較好的干部,其余的 81 人中,有 69 人屬于人民內部矛盾問題,他們與張鳳琴構不成反革命集團關系。
  張鳳琴是貧農,從小討飯,當童工。解放后,在土改中對敵斗爭比較堅決,帶頭走合作化道路,工作積極,是一個犯有比較嚴重錯誤,但還是比較好的干部。因此,將其定為 “ 富農 ” 、 “ 黑幫頭子 ” ,開除黨籍,是錯誤的。
  被列入 “ 張玉侖反革命集團 ” 的成員共 89 人,經查, 10 名骨干分子中,有 8 人屬于比較好的命集團關系。張玉侖是犯有嚴重錯誤的干部,構不成 “ 土匪世家 ” ,定成 “ 階級異己分子 ” 是錯誤的。張玉侖所犯錯誤雖然嚴重,但仍屬人民內部矛盾,有的問題夸大事實,有的上綱過高,因此,按 “ 反革命罪 ” 判刑是夠不上的。 1973 年 4 月 20 日 ,天津市中級人民法院裁定,撤銷原判,立即釋放張玉侖。
  被列入 “ 姜德玉反革命集團 ” 的成員共 77 人,經查 7 名骨干分子中,比較好的干部 1 人,犯有嚴重錯誤的 3 人,其余 70 人中,屬于人民內部矛盾的 41 人,他們與姜德玉構不成反革命集團關系。姜德玉原定案基本屬實,維持原判,仍在監獄服刑。
  被列為 3 個 “ 反革命集團 ” 上邊的 “ 根子 ”11 人,都是人民內部矛盾。 3 個 “ 反革命集團 ” 都不存在,把他們列為 “ 根子 ” 是沒有道理的。被定為主要 “ 根子 ” 的 3 人中,劉晉峰在政治上予以了平反,并安排了區委副書記工作;將陳喜榮和于蔭田定成 “ 反革命集團 ” 的 “ 根子 ” 是錯誤的。
  至此, 3 個 “ 反革命集團 ” 共涉及 246 人, 176 人在第一次復查中得到平反。
  第二次復查平反〓 1976 年 10 月粉碎 “ 四人幫 ” 之后,至 1978 年初,小站公社、小站鎮和北閘口公社黨委,經常收到 “ 四清 ” 中被害人及其家屬要求落實政策的申訴信。區委針對這些申訴信,召開專門會議進行研究,于 1978 年 4 月派出由 13 人組成的落實政策復查組,分赴小站鎮、小站公社和北閘口公社,本著實事求是、全錯誤全平、部分錯部分平、不錯不平的原則,逐案、逐人、逐事地進行復查落實。然后逐一進行了整理和歸類,報送到天津市委。天津市委根據報告情況,派出調查組,與區委調查組分別進行了查證核實,前后歷時近 1 年的時間,將復查結果報送天津市委,于 1979 年初做出第二次復查結論。 1983 年 6 月 17 日天津市委以津黨報[ 1983 ] 15 號文件向中共中央呈報了《關于對小站地區四清運動中奪權斗爭問題復查結論的報告》,中央于 1983 年 7 月 8 日予以批復:同意此報告。并轉發全國,徹底消除了影響。
  被列入 “ 姜德玉反革命集團 ” 的成員 77 人,其中 7 人被定為骨干分子,經查都是好的和比較好的干部。其余 70 人中,從關系上看,屬工作關系的 29 人,一般關系的 19 人,親戚關系的 6 人,無任何關系的 16 人,他們同姜德玉均不屬反革命集團關系;從性質上看,有 44 人屬人民內部矛盾,予以口頭平反,另 26 人確屬四類分子。此外受株連而被處理的家屬和親屬 42 人也做了復查和實事求是的糾正。關于姜德玉本人, 1973 年第一次復查時,雖然否定了 “ 姜德玉反革命集團 ” ,但仍肯定了姜德玉是地主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根據中央關于落實政策的指示精神,以及姜德玉的申訴,調查組在 1978 年下半年對姜德玉的所謂 11 個問題 (1962 年和 1965 年定罪判刑的依據 ) 進行了細致地復查,經核實,完全屬于誣蔑不實之詞。 1962 年將姜德玉清洗出黨、解除一切職務及光榮稱號,定為富農分子是錯誤的; 1964 年 “ 四清 ” 運動又把姜德玉定為地主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判處徒刑,更是錯誤的。這是陳伯達在小站 “ 四清 ” 運動中親自制造的一起重大冤假錯案。區委決定:恢復姜德玉黨籍,撤銷 1962 年開除其黨籍的錯誤決定,恢復原定中農成份,恢復勞動模范等光榮稱號,工作做適當安排。因此案受株連的有關干部、群眾及姜德玉的家屬、親友應予以平反,對含冤而死者應予昭雪。建議市高級人民法院撤銷原判,宣布姜德玉無罪,并酌情賠償冤獄期間的經濟損失。 1979 年 4 月 17 日,小站公社召開萬人大會,宣布對姜德玉問題的調查報告及區委的決定,為 “ 姜德玉反革命集團 ” 及因其蒙冤的所有人員進行平反。
  被列入 “ 張鳳琴反革命集團 ” 的 7 名骨干分子中,除 1 人是壞分子外,其余 6 人都是比較好的農村基層干部。補償張鳳琴人民幣 1800 多元、糧食 650 公斤 的經濟損失。其余人員也根據不同情況給以適當的經濟補償。對受株連的 34 名家屬也做了實事求是的落實工作。
  “ 張玉侖反革命集團 ” 在 1973 年平反的基礎上,對成員中的 15 人予以復職或補發了工資,對受株連的家屬、親屬 170 人也給予了實事求是的落實。
  原定 3 個 “ 反革命集團 ” 上邊的 11 名根子中,對給劉晉峰所錯定的包庇地主分子姜德玉問題給予了否定,補發了劉晉峰被扣發的工資,對陳喜榮和于蔭田等 5 人給予了經濟補償。
  至此,陳伯達在小站地區 “ 四清 ” 運動中親自制造的重大冤假錯案得到徹底平反。
  附〓陳伯達插手小站 “ 四清 ” 的前前后后
  早在 1960 年,陳伯達就到過小站地區,當時曾有人寫信給中央,揭發原小站公社幸福之路大隊黨總支書記、全國勞動模范姜德玉的 “ 反革命歷史和弄虛作假的問題 ” ,說有人向陳伯達反映姜德玉是假勞模,是地主富農,陳伯達建議天津市委監委調查處理此事。翌年 5 月,陳伯達再次到小站,進一步取得了姜德玉是假勞模,是富農分子的假證據。天津市監委于 1962 年 1 月將姜德玉定為富農分子清除出黨,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和所有榮譽稱號 ( 當時僅限于黨內宣布 ) 。
  1964 年 1 月,中共天津市委書記王亢之率 “ 四清 ” 工作隊進駐小站地區。 1 月 17 日 和 18 日,工作隊分別進駐北閘口公社和小站公社的各村, 2 月 13 日 工作隊進入小站鎮各街道和基層單位。當時周揚和方紀在北閘口公社的西右營蹲點,王亢之在小站鎮蹲點,參與 “ 四清 ” 運動。
  3 月初,陳伯達從北京帶著一批干部來到小站地區,開始插手小站 “ 四清 ” 運動。 26 日陳伯達第一次去西右營,他下車伊始,用了不到 40 分鐘時間就宣告了西右營大隊黨支部書記張鳳琴的政治上的死刑,稱張鳳琴是假勞模、假貧農。 4 月中旬,陳伯達提出要 “ 撤張鳳琴的職 ” ,并要挾說, “ 如果市委不同意,就撤劉晉峰 ( 南郊區委書記 ) 的職 ” 。 25 日晚,市委批準撤銷張鳳琴的職務。就這樣,陳伯達把斗爭的矛頭直接對準了廣大農村干部、合作化運動的骨干和南郊區委。陳伯達得意地說 “ 天津市委還不錯嘛 ” 。并建議王亢之也去西右營蹲點。
  5 月 5 日 ,周揚要回北京,問陳伯達西右營 “ 四清 ” 的性質,從東右營支部書記藏槍,北義心莊支部書記打人說起,聯系到張鳳琴黑幫集團,陳伯達給西右營 “ 四清 ” 定了性質,把西右營的問題說成 “ 黑幫 ” 搞反革命問題。陳伯達親手炮制了 “ 張鳳琴黑幫集團 ” 。
  5 月 21 日 ,陳伯達來到小站,與西右營一樣如法炮制 “ 張玉侖反革命集團 ” 和 “ 姜德玉反革命集團 ” 。其后,陳伯達親自導演了在西右營、小站鎮、幸福之路奪權的丑劇。
  6 月 29 日 ,陳伯達和西右營工作隊談話,指出 “ 富農填貧農,地主填中農,這是值得注意的問題。有假黨員就有假貧農,張鳳琴有她的階級路線,這是按她的路線劃分的。 ” 陳伯達別有用心地說, “ 我們要看到張鳳琴有下邊的根子,也有上面的根子。 ” 最后要求工作隊抓緊公布張鳳琴政治、經濟兩本帳。
  7 月上旬,各工作隊在陳伯達催促下,分別繪制了姜德玉、張玉侖、張鳳琴 3 個 “ 反革命集團社會關系分布圖 ” 和 3 個 “ 集團頭子 ” 的 “ 歷史大事記 ” 各 1 份。 7 月下旬匯總北京,接著搞 3 個 “ 反革命集團材料 ” ,在陳伯達親自操縱下,以上 3 份材料于 31 日完成后呈報黨中央。
  8 月 1 日 ,方紀等人完成任務后由北京返回天津時,陳伯達把他們拉到自己的汽車上,親自送行 40 里,并說: “ 有人說書生不能辦事,我就是書生,王亢之辦報,也是書生,方紀寫小說,更是書生,我們現在不是辦了一件大事嗎 !” 并給他們布置了新任務: “ 你們回去以后,就可以做總結了。 ” 小站地區完成奪權斗爭后,運動轉入清經濟斗爭。
  工作隊在陳伯達 “ 要下功夫追錢,追錢不要手軟 !”“ 不要菩薩心腸,不要怕死人 ” 的壓力下,大搞逼供信、體罰和變相體罰,出現嚴重違反政策、違法亂紀行為。不少干部及家屬的工分、口糧被扣,至 1965 年 7 月還扣著 20 名干部的糧食 2397.5 公斤 ,款 4365 元。陳德智一家被逼的到處討飯。 3 個點的工作隊一邊進行清經濟斗爭,一邊按照陳伯達旨意進行 8 個月來的 “ 四清 ” 工作總結,尤其突出總結 3 個地方奪權斗爭的經驗。 3 個工作隊很快將總結材料匯總到王亢之處,王亢之責成專人串連成篇,初稿寫成后又交給各點負責人修改一遍,總結材料基本形成,送陳伯達修改。 9 月,陳伯達帶戚本禹等人專程來天津修改報告,戚本禹等人修改后返回北京。陳伯達又在戚本禹修改的基礎上反復修改了幾遍。最后把王亢之、方紀等人叫去,一邊看著報告的草稿,一邊談了修改的 6 點意見。草稿打印后陳伯達說 “ 就這樣吧,以你們市委的名義報中央。 ” 9 月25 日 ,以天津市委名義向河北省委、華北局及中央上報了《關于小站地區奪權斗爭的報告》。 10 月24 日 ,中央轉發了這一報告。
  11 月份,農村到了秋收分配階段,陳伯達講 “ 分配不能少于張鳳琴時代 ” 。 22 日,方紀匯報:群眾怕在四清建設階段中分不到超產糧,在情緒上有所表現。陳伯達聽后,大發雷霆,批評 “ 工作隊無能,為什么糧食分不下去,公社只知卡群眾,要東西,這是替張鳳琴爭奪群眾 !” 并馬上下令在場的天津市長采取措施,讓方紀立刻回村連夜把糧食分下去。連續幾天陳伯達每天打電話詢問情況,要數字。 11 月 25 日 ,方紀等回市向陳伯達匯報,陳伯達斥責財貿主任 “ 唯利是圖,只曉得向群眾要東西 ” 。立即命令天津市市長親自去 “ 聽聽群眾的呼聲 ” 。在陳伯達的壓力下,市長帶領有關人員于 26 日到西右營召開了財貿問題座談會,陳伯達也參加了會議。事后,陳伯達強令糧食部門把已經征購入庫的 8.5 萬公斤糧食退回西右營村。
  陳伯達在插手西右營的同時,把斗爭矛頭指向了受毛澤東主席表揚過的,具有社會主義的工作作風的好干部 —— 原幸福之路大隊黨總支書記陳德智。 11 月中旬陳伯達到小站后,公然說: “ 要考慮他是真共產黨員,還是假共產黨員 ” , “ 陳德智問題如果沒有搞,可以搞,我看比較成熟了。 ” 在他的煽動下,自運動開展一直作為依靠對象的陳德智, 1 個星期內被打成 “ 階級異己分子 ” ,撤職批斗。經過 10 個多月的反復追查,仍然找不出所謂 “ 階級異己分子 ” 的根據,最后抓住陳德智的一些缺點、錯誤,歪曲夸大,無限上綱,將其開除出黨。
  “ 四清 ” 運動中,陳伯達人為制造的所謂 3 個 “ 反革命集團 ” 的成員和所謂 “ 在上邊的根子 ” ,在 1964 年 4 ~ 7 月間就定性處理了,但是直到 1965 年 8 月,才湊成 “ 材料 ” ,強行 “ 定案 ” 。
  1965 年 9 月 “ 四清 ” 結束后,陳伯達又讓西右營、坨子地派人到外地學習所謂突出政治的勞  動管理制度,推行 “ 大寨工分 ” 。在工分評定中強調政治態度,造成干與不干,干多干少, 干好干壞都一樣,嚴重挫傷了群眾的勞動積極性。
  1967 年 6 月 30 日 ,竊據中央文革小組要職的陳伯達坐陣北京,遙控天津南郊,叫嚷 “ 小站四清不能翻 !”“ 劉晉峰不能復辟 !”“ 要支持王鳳春 ” , “ 南郊區武裝部要改組 ” 。在這一黑指示的影響下, “ 四清 ” 后被提拔為北閘口公社黨委書記的王鳳春緊隨陳伯達,搶先在西右營主持召開了批斗劉晉峰、陳喜榮、于蔭田的現場會。接著在全區范圍內形成了揪斗劉晉峰等原區委領導的高潮,使南郊區淪陷為 “ 文化大革命 ” 的重災區,大批好黨員、好干部和無辜群眾被揪斗、停止工作或被開除黨籍,關進 “ 牛棚 ” ,蒙受不白之冤。
  1969 年,陳伯達不顧南郊區實際情況,主觀地提出: “ 有水種稻,無水也種稻。 ” 其流毒甚廣,極大地破壞了南郊區的農業生產,人民生活水平普遍下降。
  1970 年 6 月,陳伯達最后一次來到南郊區西右營村,拋出了 “ 向英雄的西右營學習 ” 的口號。 8 月 18 日 ,《天津日報》發表了《向英雄的西右營學習》的社論,同時發表了長篇通訊報道《英雄的西右營》。其后連續幾天,《天津日報》發表有關文章,大肆吹捧西右營。
  8 月 23 日 ,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在廬山召開,會上,陳伯達反黨陰謀被徹底揭露。全會按照毛澤東主席的意見,對陳伯達展開揭發批判。 11 月,中央召開華北會議,揭發批判陳伯達。 1971 年 4 月 29 日 ,中央發出通知,決定把批陳整風運動擴大到全國基層單位。天津市委遵照中央指示,于 1972 年至 1973 年結合清算陳伯達反黨罪行,對小站 “ 四清 ” 運動進行了第一次復查平反。 1978 年至 1979 年,天津市委又派出調查組,對小站 “ 四清 ” 進行了第二次復查平反。 1983 年 7 月 8 日 ,中共中央轉發了天津市委津黨報[ 1983 ] 15 號文件,在全國消除了影響。
  至此,陳伯達在小站 “ 四清 ” 中制造的 3 個 “ 反革命集團 ” 案得到了徹底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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